说起王安石和司马光，可谓家喻户晓。两人同为一个时代的佼佼者，本来惺惺相惜，是一对好朋友，但司马光为什么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呢?难道真的是因为两人的政见不同吗?笔者认为，司马光是个聪明人，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纯粹是一场骗局。

王安石变法

公元1076年，英宗皇帝驾崩，19岁的太子赵顼继位，即宋神宗。神宗皇帝把在江宁担任知府的王安石调到中央朝廷任翰林学士，成为皇帝身边的大臣。从此，王安石与同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关系日益密切。两人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谈论时政。在闲谈之中，二人也有过一些争执，但最终都是一笑了之。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友好的，虽然在政见上有分歧，有争执，但对于二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并不放在心上。特别是对于司马光来说，他与王安石在政见上的不同，也只是争执一下而已，绝不会因此而成为政敌，因为司马光对政治是不怎么感冒的。

这年冬天，神宗皇帝率文武大臣到南部祭天。按照祖制，皇帝祭天完毕，要遍赐金帛，但由于宋朝连年发生自然灾害，致使国库空虚，宰相曾公亮等人就建议免除赐金帛之举。司马光和王安石当时都在场，司马光十分赞成宰相的意见，他说：“救灾节用，应从主上和朝中贵官近臣做起。”王安石听了却说：“现在国家财力不足，并非奢靡而起，而是不善理财之故。”司马光在平时与王安石的闲谈中，就知道他有变法图强的志向，别人不知道他的话中之意，而司马光心中是非常清楚的。司马光在精研史书的过程中发现。历朝变法，几乎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离他们最近的本朝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没施行几天便夭折了。所以他更加反对王安石变法，怕王安石重蹈覆辙，身败名裂。此时，耿直的司马光见王安石当面驳斥自己，便与王安石争执起来。这次争执与平时的争执并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这次争执是在皇帝面前而已。神宗皇帝见状，觉得很不像话，就制止了他们的争执。

王安石在与司马光发生争执不久，就向神宗皇帝递上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他在札子中指出：北宋王朝代代墨守陈规。不思新变，流弊十分严重。而农民之所以“坏于差役”，皆因“其于理财，大抵无法”。年轻的神宗皇帝也看到国家财政空虚，政治腐败，军事力量不堪一击，早就想振作一番。以扭转国家的形势。他看到王安石的札子后，简直欣喜若狂，立即召见王安石，商讨变法之事。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侃侃而谈。很合神宗心意。

司马光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位同宰相)，大力支持他变法。同年二月，王安石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将改革的重点放在理财方面，准备出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但是，王安石的变法很快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抵制。有个大臣罗列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要扳倒王安石。而此时的神宗皇帝急于变法图强，就罢免了那个大臣的官职。王安石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司马光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利用向神宗皇帝讲西汉历史的机会，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主张，然后又接二连三地写信劝说王安石放弃变法。但王安石深知北宋一百年来已发展到非变革无以图存的地步，所以他变法图强的信念非常坚定，丝毫不为司马光所动。神宗皇帝也坚定地站在了王安石一边，没有采纳司马光的建议。1070年，并不怎么热衷于政治的司马光一心想着他的历史巨著，现在他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主动向神宗皇帝提出申请，允许他离开京城。神宗皇帝批准了司马光的请求，让他去西安任职。第二年，他又申请到洛阳任了一个闲官，这为他著书立说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他上奏得到神宗允许后，将书局搬到了洛阳，同时让范祖禹、刘攽等人做他的助手。司马光还买了20亩地建造了一所“独乐园”，从此在其中一心一意撰写史书。

官场斗争历来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谁不愿意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呢?谁不愿意整天围在皇帝身边俯视天下呢?谁不愿意待在京城尽享荣华富贵呢?而司马光却主动请求离开京城，在洛阳一待就是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他不问政治，安心著书，这就充分证明了司马光对政治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如果他是一个热衷于搞政治的人，如果他真的与王安石成了政敌，是决不会做出以上事情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司马光把反对王安石变法作为一个幌子，实质上是想完成他的历史著作。他骗了神宗皇帝，也骗了后人。一方面，他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就是要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他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必须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保留个一官半职，就能按时领到俸禄，有了俸禄，一家人的生活也就有了保障。司马光一举两得，何等的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