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管理的银行连续五年被评为“亚洲最安全银行”，在他看来中国银行业如今面对的最大风险是什么？互联网诞生颠覆了一个又一个传统行业，余额宝等创新金融产品的推出也给银行业敲响了警钟，银行业未来会有哪些改变？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龙象之争，一直是西方经济学家热议的话题，作为印度人，他如何看待两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本期财经面对面独家对话星展银行首席执行官高博德。
中国银行业最大的风险是投资结构存在缺陷
权静：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星展银行首席执行官高博德(Piyush Gupta)先生。很高兴见到您，高博德先生。非常高兴有机会采访您。
高博德：Jenny，感谢您采访我。非常高兴接受此次采访。
权静：我们知道，星展银行已经连续5年被评为“亚洲最安全银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星展银行在欧美设立分行，过去几年的局面会有很大不同吗？
高博德：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我们在欧美设立分支机构，在过去几年，我们受到的冲击也会很大。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提醒着我们，但结果怎样，真是很难说。
权静：就是说您对此有信心。
高博德：是的。
权静：能否请您谈的更详细一些，特别在过去几年，贵行在安全性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
高博德：我以上所说的都落到了实处，从安全角度看，我们对资本金一直秉持十分审慎的态度。我们一直着力于确保财务风险处于可控状态。现在《巴塞尔条约》对银行资本金规定非常明确，对高风险或低风险操作都有清楚的界定。我们在确保资本金方面的工作十分认真，可以说一丝不苟。我们采取的另一个举措是提取足额贷款损失准备金(即拨备)。因此，对于不良贷款，我们目前的贷款损失准备金是142%，显著高于大多数银行。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三道屏障。一是我们从事的业务结构是均衡的，风险低。我们不从事任何高风险业务，我们减少了交易活动，而增加了以客户为导向的商业活动。四年前，资产负债表上的交易活动几乎占我行全部营业额的20%。目前，交易活动的比例降到了12-13%。这样，就形成了以客户为核心的格局，从而形成第一道屏障。第二道屏障是，我们在信贷流程、业务开发途径以及贷款损失准备金提取等方面，都相当集中。第三道屏障是资本实力很强，资本金充足。总之，这三道屏障就是我行在最近几年倾力打造的。
权静：有什么具体案例吗？
高博德：这很难说。我们采取的措施并不是说使我们完全对风险免疫。我举个例子吧，在网络安全方面，我们面临网络犯罪的风险。银行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风险并不一定是交易本身，而可能是网络犯罪。在过去6-12个月内，全世界的网络犯罪节节攀升。有人会发起中间人攻击、拒绝服务攻击，目的是为了窃取我们银行客户的身份信息。星展银行也发生过客户的身份信息被盗。一些黑客盗取了客户的电子邮件账户和身份信息，并企图要挟银行。但是由于我们建立了有效的风险控制系统，我们不仅控制接入应用，而且实行告知客户流程。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独立的渠道告知客户账号正在发生交易，并提供最近监控分析情况。因此，我们比同行更有能力控制风险。实际上，我们已向(新加坡)中央银行汇报网络犯罪增加的情况，并汇报我们的控制系统能发现和化解风险。因此，我们实际上能帮助中央银行修改完善其政策，以促进行业更好地控制风险。
权静：巴塞尔(III)对资本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们对银行，特别是亚洲的银行会产生什么影响？星展银行如何应对？
高博德：巴塞尔条约(III)对银行提出了两个重要要求。一是资本，另一个是流动性。对资本的要求改变了人们采用各种模型对资本的分析方式。对多数亚洲银行来说，97-98年的金融危机后，银行资本充足率保持的不错。我们的监管机构在推动银行募集大量资金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亚洲各国普遍做到了。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很高。就拿我行来说，我们预计，即使到2019年巴塞尔(III)的要求期限届满时，星展银行仍会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因此，从今天的情况看，新的资本要求对我们银行影响不大。流动性也一样。总体上讲，亚洲的银行通常不依靠批发市场获得流动性，而是以客户存款为主。这样一来，我们的流动性就比较高。这是总体情况。但是存在两个需要警惕的问题。一是存款规则会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这值得我们注意。当然在流动性方面，存款规定不会充分考虑到亚洲存款基数的性质。因此，很多亚洲的银行为了达到新的存款要求，可能需要采取一些行动，从而会削弱将资金投入到亚洲经济实体的能力。同样，某些资本规则也会导致行业转移。比如说，依据巴塞尔(III)，贸易融资难度将增大，因为资本要求提高。这对亚洲不利，因为亚洲是全球贸易的一部分，而亚洲中小企业需要大量贸易融资。因此，巴塞尔规则使得我们在贸易融资中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和贷款的难度增大。这对亚洲经济发展不利。第二个难题影响力更大，也是当前亚洲的银行拥有充足资本的原因。如果我们对今后五年进行预测，亚洲的银行的确可能会出现资金短缺。星展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在今后五年中，亚洲银行的资金缺口可能在2,500亿-1万亿美元之间，中国、印度、印尼等较大的国家都将出现资金短缺问题。如果资金短缺导致亚洲经济增长下滑，将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挑战。我曾经说过，我认为亚洲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但是如果关闭这台唯一运作的引擎，全球经济都会停滞不前。因此，需要对亚洲的资本需求进行准确预测。我们认为，亚洲各国的监管者应妥善行使国家自由裁量权，确保按照合理的步调执行巴塞尔(III)规则。这样，我们亚洲各国就不会为了稳定而牺牲经济增长。
权静：作为银行业的专家，您认为，中国的银行未来面临的最大潜在风险是什么？
高博德：我认为面临的难题是要通过有效的途径将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纳入到正规的银行系统，这样中国的银行就能在经济中扮演有意义的角色，对于中国银行，这是一大挑战。在关注业务质量的同时，也要力图实现这一点。在过去几年，对于地方政府贷款存在一些疑问，主要针对银行系统出资的一系列大型地方项目。中国银行系统中投资结构存在缺陷，需要解决。随着今后10年中国银行业的不断发展，它们将进行优化调整，一方面要服从监管，按章办事，另一方又要将业务质量维持在可持续的水平。中国的银行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资本问题。将来，在解决业务质量问题过程中，将会有大量的新资本涌入，因此，持续稳定地筹集资本将成为另一个挑战。
星展基于大数据创新 寻求与阿里巴巴合作机会
权静：好，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创新问题。星展银行在运营和产品开发方面有些什么创新举动？
高博德：我们坚信，今后5年的银行业与过去5-10年的银行业会完全不同，原因就是技术进步。互联网、移动通讯，特别是社交媒体正显著改变人们的生活、行为和处事方式，并改变人们对银行的看法。未来人们将不需要银行，而只需要银行服务。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我们着力于创新活动，我们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并成立由全球知名人士组成的创新顾问团队，推动我们对创新的思考。目前我们正在若干大方向上谋划创新举措。 一是接触，我们相信将来客户与银行接触的方式会发生显著变化。实际上变化已经开始了。过去，每个人进入一个分行网点，然后前往自动柜员机。而现在人们通过互联网和移动电话办理银行业务。我们认为，将来人们可通过多种终端接触银行，但要看具体情况。今天在买房时，首先需要做出买房决定，然后决定去银行贷款。将来您在买房时，您可以用手机，给房屋拍照。同时，您将查到房屋的价格，查到银行贷款情况，同时获得贷款审批。这样人们进入银行的方式就完全不同了。因此，我们正在着力改变客户的接触途径，即客户与我们往来的方式。我们在新加坡进行了试点，设立了两种新型分行。一种叫做DBSRemix。我们做的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举办了“脸谱”(Facebook)竞赛，动员客户协助分行设计。两名年轻建筑专业学生赢得了比赛，我们聘请他们进行分行设计，该分行完全是电子化的，无人员介入，而这正是未来年轻人希望银行业务呈现的情景。在我们位于滨海湾总部，我们设立一个如同苹果专卖店的分行。这家分行重新定义了人们与银行往来的方式，完全电子化，无人员介入。在我们的分行，我们有新加坡最大的互动式屏幕。人们对着屏幕讲话挥手，提问并获得及时答复。我们正逐渐改变客户进入银行的形式。 我们着重发展的第二个方面是数据解析领域。我们相信，数据分析将使银行找到客户解决方案并提供他们以前不曾拥有的机会。例如，在信用卡领域就大有作为。从信用卡使用方式，我们能了解到客户的偏好及我们能给客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举例说，如果您用信用卡购买机票，您将成为一个可能希望购买旅行险的优质客户，因此我们应该向您提供一整套优质旅行险解决方案。这是数据解析的简易方法。我们还要将数据解析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能利用从社交媒体获得的信息和认知、从银行卡获悉的数据以及自动取款机收集的数据，创造有利于我们广大客户的众多机会，推出各种优惠交易、折扣，提供参考、建议和对比。这样，我们就在不断改变与客户往来的方式。所有这些都属于我们创新活动的范畴。我们非常高兴获知，几个月前，我们的三个移动银行应用被瑞士调研基金机构评定为全球第一。通过移动银行应用，客户可以获得各种最佳解决方案，包括移动支付。在此方面，我们在全世界排名第一。
权静：这些成就令人钦佩。的确，社交媒体和大数据是未来的两大趋势。我相信星展银行有自己的“推特”、“脸谱”账户，甚至在中国也有新浪微博账户，对吧？
高博德：是的，我们有这些账户。星展银行有“推特”、“脸谱”和(新浪)微博账户。刚开始，我们通过这些途径单方面了解客户对我们的看法。然后，我们开始使用这些媒体拓展我们的服务，开展早期客户补充服务。然后，我们将这些媒体应用于促进营销。上面我谈到了使用“脸谱”竞赛设立移动分行的实例。还有，我们将它们创造性应用于团购。就在几个月前，我们在各个市场推出了一个叫做“uGOiGO”的全新团购产品。该产品方便人们使用团购券，通过团购的力量从银行获得更划算的交易和更优惠的利率。我们已在亚洲各国推出了该业务，一举成功。总之，我们在利用社交媒体方面非常积极主动。
权静：是的。放眼全球，你们是此趋势的领导者。但是你们在中国的情况怎么样？特别是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的崛起，想必您一定听说过像阿里巴巴这种的大公司吧。将来你们是否会参与在中国的合作，特别是在电子商务领域？
高博德：是的，就像你提到的，我们对阿里巴巴很感兴趣。阿里巴巴是我们一个重要客户，我们在与他们进行紧密合作，以寻求最大的电子商务发展机会。我们能为阿里巴巴带来优势的一个领域实际上在中国境外。随着阿里巴巴在中国境外的业务的不断扩张，他们需要一个合作伙伴协助办理支付业务以及管理电子信托，因此我们将与他们共同探索一条能帮助其在海外扩张的道路。当然，我们同样会在中国境内与他们合作，不仅仅作为支付合作伙伴，而且可以开拓其他合作机会。阿里巴巴拥有大量中小企业客户的资料。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大数据。展开这些数据分析，就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金融理念。这都是我们可以开拓的合作机会。
提高信贷审批速度对中小企业至关重要
权静：您刚才提到中小企业银行，这也是我们准备跟您探讨的另一个话题。星展银行是中小企业银行领域的专家。因此，您是否能详细介绍一下这个领域的情况？
高博德：星展银行自1968年开始就从事中小企业银行业务，当时我们开始与新加坡的中小企业合作，帮助他们发展壮大。目前我们是本地区的大型中小企业银行，而该业务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主营业务。我们从新加坡获得的一个启发是，必须在中小企业规模还小时，就与他们合作，然后帮助他们发展壮大。这一点很重要，中小企业是GDP、宏观经济的积极贡献者，在经济处于下行通道时，中小企业容易遭到重创。多数全球银行都不愿从事中小企业业务，因为他们无法熬过经济严冬。我们获得的启发是，必须与中小企业同甘共苦。对于中小企业，我们获得的另一个启发是，并非所有的中小企业都是一个样子。作为社区便利店店主的中小企业与生产纺织品的中小企业完全不同，它们与准备开展多领域出口的中小企业也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小企业进行细分。在业务范畴，如何把控与不同中小企业的关系；在信用担保领域，如何评估中小企业的风险。我们必须对不同类型中小企业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对中小企业的第三个认识是，信贷审批速度及获批信贷规模会对中小企业至关重要。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中小企业虽然也关心价格，但它们最关心的还是信贷获批速度及获准的把握性。因此修改银行业务流程，以提高速度、加快审批以及保障信贷的批准，对中小企业至关重要的。我们还会将所有这些认识带入并运用于中国市场。
权静：我们知道，在中国，中小企业要获得融资需要经过旷日持久的等待，而且困难重重。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大银行都愿意向大企业发放贷款，尤其是国企，而不愿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因此，您是否认为中国和新加坡的中小企业发展面临困难？对于中小企业，您有什么建议给到中国的银行？
高博德：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中国的银行往往将业务重心放在高端市场，这样就为我们创造了打开中小企业市场的机会。因此，我们实际上是这种趋势的受益者。众所周知，中国的中小企业常常不得不依靠“影子”银行，因为他们无法从正规的银行机构获得足够融资。因此对我们来说，能创造合适的融资机会，我们谈到的基础建设有助于我们在该细分市场打造优质业务。我认为，长期而言，对于中国的银行业来说，它们也会专注于这个行业。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将在宏观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就拿德国来说，70%的GDP和大量就业机会都由中小企业所创造。今后20-30年，中国也会出现同样的情景。因此，如果中国的银行意识到，有朝一日他们必须着力于帮助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他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亚洲将从世界工厂变为消费中心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权静：作为亚洲领先银行，您对今后几年的亚洲经济有何看法？
高博德：首先，对我们来说有一点很明确，亚洲将继续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从2008年往后，全世界经济的唯一增长区域在亚洲，主要在中国。中国引领了全球经济的增长。美国经济增长乏力，欧洲经济一蹶不振。因此过去5年，只有亚洲经历了经济增长，而增长的核心在中国。我们认为这种趋势不会改变。在今后5年中，我们认为亚洲仍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地区，尽管增速会有所放缓，中国也不例外。我们认为，亚洲将继续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但是增长背后有几个重要的大趋势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其一，亚洲过去是世界的工厂，是全球生产基地。亚洲向美欧出口产品。这种状况正在改变。现在，亚洲正在成为世界的市场。今后几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趋势和现象是，亚洲将成为一个消费驱动的市场，亚洲的中产阶级或亚洲的富裕阶层将成为经济推动力。其二，亚洲将逐渐一体化。回顾10年前的亚洲，亚洲与美国、与欧洲的贸易增长最快。但是如果我们回顾过去10年，亚洲各国之间的贸易增长相当迅猛，比如中国与东盟之间，东盟各国之间。这就说明亚洲一体化步伐在加快。将来，我们将看到更多亚洲跨国公司，更多亚洲中小企业跨越国境，进军其他市场。更多的进出口及资本流动将在亚洲内部展开。因此，我们认为这将成为第二大发展趋势。其三，亚洲城市化趋势将继续。很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将进入城镇。在中国，将近50%的人口会生活在城镇，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也一样。城市化将带来对资本的巨大需求。按照估计，今后10年，亚洲投资需求会接近8万亿美元。这将是大手笔的投入。这些资金将投向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电信、供水等领域。目前，亚洲这方面的资金已经随处可见。因此，充分利用亚洲的储蓄资金池，将它们投入到固定基础设施，在亚洲已是大势所趋，尤其表现在债券市场。我认为亚洲的债券市场会迎来跨越式发展。第四大发展趋势就是我们先前谈到的 —— 技术进步。我认为，亚洲的技术应用，无论是微博、腾讯、阿里巴巴，还是社交媒体，都令人刮目相看。在亚洲新形势下，面对亚洲的崛起以及技术发展的背景，将涌现大量的商机，有人成功，也有人会出局。因此我认为，亚洲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如果你在亚洲的博弈中占据先机，就有可能大举成功。如果误失良机，也会一事无成。
权静：您对中国和亚洲经济抱有乐观态度，刚才讨论了一下这两个经济体面临的发展机遇。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风险问题。您是否认为亚洲和中国经济面临任何风险？
高博德：是的，当然存在。实际上面临两大或三大风险。首先是短期风险。短期风险源于资本流动波动大。在去年的最后几个月中，我们注意到：在宽松的货币条件、美国QE2和日本“安倍经济学”的影响下，有大量硬通货流入亚洲。这种形势会扰乱市场。即使在日本这样的庞大市场，我们也发现，在过去几周，市场波动剧烈，过去几周(股市)大幅崩盘，一周内跌幅达到15%。这种市场不稳定性是硬通货快进快出造成的。这个问题非常让人头疼，对于央行管理货币政策，是一大挑战。如何保持适度增长，又要考虑通胀因素和稳定利率，这些都要面面俱到。做好这些，难度很大。短期而言，亚洲各国显然面临一定的风险。但中长期来看，我们还面临其他重大风险。最大的风险可能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我说的基础设施并不是单指实体基础设施，而是要构建我们的金融基础设施。亚洲的金融基础设施并不十分完善，无论是信贷中心，还是我们在多个地区运营的中介服务能力，也无论是在建立强有力的中央结算系统方面，或者在为使我们作为发达的金融中心开展运营而整合税收制度方面。要达到这些目标，我们亚洲的银行任重而道远。如果金融基础设施架构跟不上发展步伐，将给宏观经济带来巨大风险。
权静：自上次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已有将近15年。您认为是否有可能发生第二次亚洲金融危机？
高博德：我认为可能性是存在的。我认为重要的一点是，专注核心业务，秉持审慎态度。我们在亚洲的监管机构也会汲取教训。所以您会发现，在过去两年，由于市场宽松和宽裕的流动性，导致资产价格上涨，监管机构出手介入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的抵押贷款市场，各国央行也有动作。他们降低了贷款发放量。在新加坡等国家，他们将税收作为市场管控的手段。如果市场不得到有效监管，资产价格就会出现无序攀升，就会带来另一场亚洲金融危机的风险。我也担心，市面上存在的大量廉价货币、宽松的流动性条件，大量银行也许在贷款质量方面会出错。我经常说，在形势好的时期，优质贷款和不良贷款都会出现。遗憾的是，这些都是形势非常好的时期。在经济下滑的时候，不良贷款就成了普遍现象。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审慎的态度，监管机构和所有参与者都应高度审慎，确保我们从15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足够教训，防止重蹈覆辙。
权静：您多次提到，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唯一引擎。但是多年来，人们对金砖国家津津乐道。那么您对俄罗斯、巴西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有何看法？
高博德：对于亚洲是全球增长唯一引擎这个看法，同样还需要考虑到经济规模。我并不是说其他国家没有增长，拉美也有增长，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增幅就很高。巴西增速减缓，但我认为因有内需推动，它有能力恢复增长。但是我们不仅要考虑增幅，还要考虑经济规模，也就是用规模乘以增幅，那么亚洲以外的国家都不足以推动全球GDP增长。而只有在亚洲，因经济体量很大，特别是中国、东南亚和东北亚的经济规模，足以成为带动全球GDP增长的火车头。
消费将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权静：但对我而言，这种判断有点过于乐观，特别是对中国而言。去年，中国的GDP增幅出现下滑，低于8%。您认为中国仍然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吗？
高博德：当然是。中国的经济增幅从10%下滑到8%，有人说7.5%。对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来说，8%的增幅仍然是不同凡响的。欧洲为0%，或者可能有0.5%，而美国在1-2%之间。因此，8%并不是个小数字。我非常看好8%的增幅，因为这种增幅将更有可持续性，更加稳健。稳健的经济增长表明，从长期而言，将带来一个经济增长的良性生态系统。因此，我们对中国经济非常乐观。
高博德：中国需要调整经济发展结构，因为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都是出口推动的。在过去1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固定资产投资、信贷投放带来的结果。未来，中国国内消费，特别是私人消费，将在中国整体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并不担心经济结构调整，因为只要我们稍加回顾历史，中国经济经历的这个过程与美国和欧洲的发展轨迹并无差异。因此，中国只是重演世界其他地区相同的经济发展过程。从出口推动、投资驱动，逐渐过渡到消费驱动。在今天论坛上，我们探讨了转型问题以及中国如何把控转型过程，相信转型的目标将是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我们非常乐观，从长期来说，经济转型将带来中国经济更加快速的增长。
权静：您刚才提到“结构调整”一词，您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高博德：所谓调整经济结构，实际上涉及经济全面发展，即不是单纯着重于出口驱动型增长，而是要构建一个消费、投资和出口驱动、经济增长更均衡的生态环境。中国如何实现更好的、消费驱动型增长？中国新一届政府特别重视这一点，已经意识到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最终必须让利于民，实行合理的退休制度、医疗保健制度，让老百姓拥有自己的财产，从长期而言，所有这些方面对于促进私人消费增长都有重要意义。政府为推动这个进程而着力采取的措施包括金融市场自由化。我认为，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本账户逐渐自由化，这个进程将比大家预料的要快。当然，人民币国际化是这个过程的重要环节，这一点我们在今天的会议上讨论了很多。还有，国内利率自由化，发展速度也比人们预计的要快。我认为，市场自由化有朝一日将惠及中国老百姓，中国的储户将有更高的购买力，更强的消费能力。它们都是相辅相成的。
权静：那么在您和星展银行看来，哪个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引擎？投资或是消费？
高博德：我认为两者都是。尽管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存在过度投资或者投资收益低的问题，很多投资为“吃力不讨好”，然而，星展银行认为，中国的投资与多年来西方的投资同出一辙，因此将来中国需要保持投资的势头。我曾经说过，整个亚洲也是如此。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仍将继续，这可能是个好现象。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推动消费增长加快步伐。因此我们认为，这两大要素将成为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缺一不可。
权静：您认为中国经济短期和中长期将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高博德：我认为短期挑战就是刚才我谈到的，货币政策难以把握。最近几周，我发现中国政府加强了监管，对流入中国的硬通货实行控制。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面临同样问题，即如何在转型期，实行外汇有效管理。从结构上说，在中期，中国经济将面临我们先前提到的难题。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将面临各种挑战，例如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同时，还要将“影子银行”系统转型为正规化银行系统，还要实现利率市场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上述举措既要保证经济增长，也要避免给银行系统带来不必要的风险。这就要求中国的金融主管部门在这些方面下大力气，我相信他们有能力做好。
权静：在您看来，近期会不会有大量硬通货因中国经济下滑而撤离中国？
高博德：我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各种可能性。我一直说，如果中国实体经济增长7-8%，通胀率就会升高至3%，因此名义经济增幅就能达到10%。与此同时，货币升值的可能性也增加。因此人们认为，中国经济仍然向好。如果大家把钱投到经济增幅低得多的世界其他地区，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理想的投资目的地。目前，我本人认为不会有大量硬通货撤离中国。
权静：那么您是不是认为：我们无须担心中国经济将面临这一大问题？
高博德：是的，没必要担心。很多人认为，因中国经济变数很大，将有大量资金撤离中国。但我并不这么看。我们接触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机构和个人客户，他们都表示希望将钱投到中国。
未来5年人民币将成为交投活跃的区域性和全球性货币
权静：您刚才提到人民币国际化，您能否介绍一下星展银行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和前景有何看法？
高博德：人民币自由化是2010年7月份才开始的，还不到3年时间。在此过程中，人民币自由化的进展是非常显著的。如今，中国将近10%的国际贸易都是用人民币结算的。从三年前几乎为零，到现在的水平，是难能可贵的。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在作为重要市场的香港得到发展，现在也扩大到台湾、新加坡和伦敦等地。我们星展银行在香港市场扮演了领军者的角色，因为我们在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份额非常高，无论是在存款、资产、贸易融资、结构性人民币产品、银行间外汇交易等方面，还是整个市场。现在，我们还在致力于开发新加坡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众所周知，就在一个星期前，中国工商银行在新加坡推出了人民币结算业务，在过去三天中，我们不仅在新加坡发行了首只人民币债券，而且还通过新加坡系统结算了数千万美元的人民币贸易融资。我对人民币国际化非常乐观。我相信，人民币将来一定会成为全球性货币。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民币还无法替代美元，但是会很快成为可靠的替代货币。我认为，在亚洲，人民币贸易将不断发展壮大，而且不仅仅局限于亚洲。即使在欧洲，人民币结算中的兑换业务现在也十分活跃，欧中贸易有将近10%是以人民币结算的。因此显而易见，人民币作为广受青睐的货币，今后几年必将日益受到市场追捧。
权静：在您看来，人民币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成为全球性货币？
高博德：我认为人民币离变成全球性货币为时不远。我们回想下欧洲美元成为国际货币花了多长时间，欧洲美元是从60年代末形成的，在整个70年代，交易规模逐渐扩大。今天的人民币也处于相同状况。人民币3年内的进展比欧洲美元的进程更快。我认为，人民币今后五年会发展迅速，而且市场会经历深度发展。在过去18个月中，人民币互换市场、境外人民币互换市场已经越来越大，流动性已经很强。这种发展速度简直难以想象。因此，我相信，在今后5年，人民币会逐渐发展成为交投活跃的区域性和全球性货币。
权静：在此过程中，外资银行应何去何从？
高博德：就拿我行来说吧。星展银行大力开发香港市场，同时还开发台湾和新加坡市场。我们致力于打造一系列人民币产品，就像我提到的，这些产品包括存贷款产品、债券产品、贸易融资、货币互换、外汇货币等业务。我们通过推出一系列产品与服务，激发客户使用人民币的热情，并提供超值服务。目前，我们的客户不仅仅有企业客户，还有个人客户。我们在与境外个人交谈时，他们表示一般都会保留一部分人民币资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保有部分人民币财富是理所当然的。有鉴于此，我们推动境外中小企业、公司和个人逐渐接受人民币为记账货币和保值货币。
中国储蓄投资于印度基础设施建设将产生双赢结果
权静：以上是我们准备的所有问题。但如果时间允许，我再提几个小问题。我发现，由于您是印度人，对您的采访就有一层深意。很多人都谈到印中经济问题，有人还把我们比喻为龙虎。那么在您看来，哪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潜力更大，印中经济之间的最大差别是什么？
高博德：人们一般会谈到两大差异：中国经济建立在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之上，而印度经济则建立在强大的服务业基础之上。印度经济立足于技术服务，而中国经济则立足于产品制造。这是一个差别。我认为这种倾斜正在不断平衡之中。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推进，中国的服务业也不断发展。同样，印度的生产能力也不断提高。因此我认为，两国在这两个方面的发展都会更加均衡。但是，两国间的主要差别是，中国的发展之路起步比印度早20年。在1972年(特别是1978年)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就开启了发展新纪元。印度直到1990年后才开始市场自由化。因此，印度起步晚了20年。在看得见的未来，印度将继续处于落后位置。另外，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制约了印度经济的发展。我的看法是，有效的经济模型是将中国人的储蓄投入到印度基础设施的开发。这样，对两国都会产生双赢的效果。
权静：这个广告做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对全球性企业的中国管理者来说，一般很难成为企业最高领导者，这一点让人匪夷所思。但是最近今年，我发现有不少印度管理者跃升为全球性企业的最高领导者。那么差别在什么地方？您认为这说明什么问题？
高博德：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不乏优秀的领导者。我们与中国很多企业领导人有来往，他们都很优秀，与我认识的印度企业领导者不相上下。但是，他们之间有两个不同。一是语言。由于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因此印度高管有语言优势。如果您英语流利，就能在全球范围内证明您的能力。第二主要差别是，印度人始终处于流动状态，印度本国的发展机会有限，因此很多印度人很早就出国了。20世纪60、70和80年代移民的印度人就具备了担任领导人的条件。总之，全球性移民和语言能力是两个主要差异。但是就能力、素质和创新能力来说，我认为中国的企业高管是很出色的。从今年的中国企业就可以看出。我们先前谈到阿里巴巴，马云就是一名杰出的领导者。
权静：对于您，我发现有个地方非常了不起，您是在印度而不是在西方国家接受教育的，但是您担任高管游刃有余。您是如何做到的？对于很多中国管理者来说，没有海外留学背景，就无法做到这一点。您能否谈下您的经历？
高博德：值得一提的是，印度领导者50年前做的一件事就是投资高等教育。因此印度的工程学院和商学院是世界一流的。今天硅谷的很多领导者都来自印度工程学院和商学院。因此，30-40年前，很多全球性跨国公司就开始从印度工程学院和商学院招募人员。我是印度工程学院毕业的，是一家美国公司直接从学校招聘的。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都拥有印度高等教育背景。我在一家美国银行任职27年。这段经历也是很有用的，因为它使我的思维方式定型，并具备全球公民的素质。我在6个不同的国家工作过。这一切对我的职业发展都有好处。